学林轶事| 夏亚峰：在美十二年——我的学术经历(一)
2013年在维也纳参加国际会议
夏亚峰，纽约长岛大学（Long Isand University）东亚史和外交史副教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1995-1998）。1998年入马里兰大学历史系，2003年获现代外交史博士学位。英文学术专著Negotiating with the Enemy:U. S.-China Talks during the Cold War,1949-1972（2006）受到普遍好评。在美国、加拿大、英国以及中国大陆史学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近二十篇。现在国内担任《冷战国际史研究》杂志编委、《冷战国际史丛书》编委等。在美国担任“人文社会科学在线”外交国际关系专栏（H-Diplo）书评编辑，经常组织对西方出版的涉及二十世纪中国外交新著的圆桌书评讨论，邀请国际知名学者撰写书评并编辑出版。
”1983年，我考入南京师范大学外文系攻读英国语言文学专业学士学位。1987年，考入该校政教系攻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硕士学位。1990年获硕士学位之后，我没有去从事教学研究工作，而是先后在南京师范大学外事办公室、国家教育委员会外事司、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国大使馆教育处从事教育外事工作，时间长达八年。1998年之前，我的主要兴趣是外国教育研究，发表过几篇有关国际教育的研究文章，但没有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
1998年9月，我考入美国马里兰大学 (University of Maryland at College Park)历史系攻读现代外交史博士学位。初到马里兰大学，我感到学习压力很大：在研究生讨论课上(seminar)，我很少有机会发言。这主要不是因为我的英文听不懂或不会讲，而是因为缺乏史学基础训练。我没有读过几本史学方面的英文专著，基本概念不清楚，也缺乏感性认识。例如，第一学期，我修的一门美国通史研究课, 全班共十二名硕士生和博士生，只有我一人为亚裔，其他十一人则都是以英语为母语，其中有几位已取得历史学硕士学位。与这样一组人在一起上课，我就只有听他们发言的资格了。教授的要求是每周阅读一本英文原著，在每周一次三个学时的讨论课上，各位学员要做十五分钟的口头汇报。然后，在教授引导下，就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我当时面临的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如何完成从过去主要从事教育行政工作到做学问的角色转变——即要具备耐得寂寞、甘愿坐冷板凳的功夫。经过一个学年的痛苦调整阶段，在张曙光、欧森 (Keith Olson)和高峥等几位教授的指导下，我确定将阅读和研究重点集中在现代东亚史——特别是近现代中国史和20世纪中美关系史。从2000年春天起，我又连续两年先后担任高峥教授中国史课程和张曙光教授20世纪美国外交史课程的助教工作，在中国史和中美关系史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知识，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基础。我于2000年春季顺利通过博士候选人综合考试，并于同年秋季，通过博士论文开题报告，获得博士候选人资格。
博士论文的设计与写作
在美国攻读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重要的一环。首先，能否在一定的时间 (3-5年)内完成博士论文并顺利通过答辩，将决定一个人能否取得博士学位。更为重要的是，在取得博士学位之后，能否将博士论文修改成为可以出版的学术著作，并联系到具有较大影响的大学出版社以专著的形式出版，往往决定一个年轻学者在学术界的地位。
2001年在马里兰大学读书期间与校长C. Daniel Mote 博士在一起
2000年春夏之交，我开始考虑博士论文的题目，最初想研究在冷战背景下的西藏问题，但感觉对西藏缺乏亲身感受，也不懂藏文，认为这个题目不大可能做好。通过几个月的阅读文献，我感觉应结合自己过去从事外交工作的经历和对外交 谈判的体验，写有关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题目。
1999年秋，美国国家档案馆开始将尼克松总统时期的外交档案解密，开放供公众查阅。到2001年初，冷战时期美国政府的外交档案已经解密到1974年。美国国家档案馆二馆地处首都华盛顿近郊，为马里兰大学近邻，尼克松时期的美国外交档案就藏于该馆，这给我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根据我个人过去从事外交工作的经历，在张曙光教授的指导下，我确定了以冷战期间中美外交谈判为博士论文研究方向。在中文资料方面，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政府也陆续将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部分中文资料解密，其中包括一些官方出版的档案文件集，包括中共中央最高层的电报、信件和会议文件。国内也有选择地出版了一些中共主要领导人的著作、年谱和传记。一大批涉及冷战期间中美关系和中美高层谈判的个人回忆录也相继出版。2001-2002年寒假期间，我利用历史系博士生学术调研经费 (Hearst Travel Award) 的支持，回到国内，走访了一些从事冷战研究的学者，如沈志华、李丹慧、章百家、牛军、牛大勇等，并收集了不少很有价值的中文资料。
我的博士论文，最初确定的题目是 “Communicating with the Enemy: U.S.-China Talks during the Cold War” （与敌人交谈：中美1949年到1972年冷战期间的谈判）。研究中美两国是如何从危险冲突与对抗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进入缓和的七十年代的。我的主要观点是在激烈敌对与冲突的背后，中美两国最终走向缓和的机会是存在的。
2001年4月与著名史学家孔华润(Warren Cohen) 在一起
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学术问题：1）是什么原因促使两个激烈对抗的国家走向谈判桌的？又是什么让他们谈了二十年？2）这些年他们是如何谈的？又是什么决定他们的谈判行为的？3）中美二十年的谈判是如何影响相互敌对关系的？ 4）在解决国际冲突方面，中美谈判的意义何在？从学术史方面来看，过去研究中美冷战时期谈判的成果，大多研究一、两个案例，使用的资料比较单一，美国学者一般仅使用英文资料，中国学者依赖的主要是中文资料。我的博士论文，从中美双方的角度进行分析，切入点落实在谈判的背景、日程的确定、会谈要点的准备、谈判规则的制定、谈判桌上的讨价还价、会谈的话语分析以及会谈后对相关事项跟踪和执行情况等。
2002-2003学年，我获得马里兰大学博士论文写作资助基金 (Mary Savage Snouffer Scholarship Fund)，在这一学年中，我可以不用做助教工作，而专职从事论文的写作。从一开始，我就以学术专著的形式来思考和设计论文，所以研究与写作都比较顺利。在写作论文的同时，我试作将中美关系缓和的相关题目，写成单篇学术论文，主要是考虑到应及时将不少新解密的档案文件转化为学术成果。 到2003年初，我已有一篇英文学术论文发表，并有第二篇论文收入2003年出版的一本论文集。2003年4月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2003年度马里兰大学最优秀史学博士毕业生 (Walter Rundell Award for the best graduate student in history) 称号和最佳史学博士论文奖 (Richard Farrell Prize for Best Dissertation in the History Department)。2003年5月，我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
应聘长岛大学教职
完成博士论文、取得博士学位，只是学术生涯的开始。史学博士最理想的工作是在大学取得教职，最终获得终身教授的职位。我从2001年秋起，就开始准备个人简历、个人学术申明等材料，寄出将近 20份求职申请，收到三个电话初试，两个在2002年初美国历史学会主办的招聘会上的面试，但最终没有拿到工作。这其实也是预料之中的，我在马里兰大学研究生学习仅三年多时间，博士论文也才开始写。但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我积累了找工作的经验，算是练兵，很重要。到2002年秋季我再申请工作时，就感到应对自如一些。我又申请了将近二十所学校以及俄亥俄州立大学莫香中心 (The Mershon Center, Ohio State University) 国际安全与外交博士后研究项目。收到四个电话初试，四个在2003年初美国历史学会主办的招聘会上的面试。2003年3月18日，收到俄亥俄州立大学提供的国际安全与外交研究的博士后研究职位聘书，为期一年。美国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博士后研究职位，旨在为刚刚取得博士学位的年轻学者，提供一或两年的研究经费，没有教学任务，也不需要帮助指导教授作助研。唯一的任务是修改博士论文，联系出版社，准备出版专著。当时，我对这个职位很满意、也很兴奋，因为这说明我的博士论文研究得到同行专家的肯定。5月初，我又接到位于纽约的长岛大学布鲁克林校区(Long Island University，Brooklyn) 的聘书，聘我为该校历史系东亚史助理教授，可在数年后升任副教授，并取得终身教授资格 (tenure)。于是我决定接受长岛大学聘任，放弃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后研究职位。
我觉得我能够在来美国后较短的时间内取得教职，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在马里兰大学，我有幸师从张曙光和高峥两位教授。他们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上半期，来美国求学。在九十年代上半期，他们又分别获得博士学位，并先后取得马里兰大学教职。特别是张曙光教授，他师从国际著名冷战史专家加迪斯 （John L. Gaddis）和国际关系史专家肯尼迪 (Paul Kennedy)。1998年我到马里兰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他已出版英文学术专著三部，并已经晋升正教授。相同的文化背景和类似的经历，我感到我在课堂之外与他们的交往和交谈中，学到了比课堂上更多、更重要的内容。与其他美国教授的交往，通常是在课堂上和他们的办公时间，很多东西是无法学到的。同时，张曙光和高峥两位教授在美国的成功经历，也为我指明了方向，我较早地明白了做学问的路应该如何走、看到了自己有可能在做学问的道路上取得成功的希望。每当我在学习中受到挫折，犹豫、彷徨的时候，张曙光教授总是用他自身的求学经历告诫和激励我。记得在2001年秋，我在写博士论文的初期，感到要读的资料太多，有驾御不了资料的感觉，产生了打退堂鼓的念头。在一次与张教授的交谈中，我表示自己可能不是做学问的料，提出改学历史系和校图书馆科学学院合办的历史与档案学硕士学位。我希望能在两年内取得硕士学位，以便尽快找到工作。张教授在认真听完我的陈述之后，耐心分析我当时的困难并提出解决办法，最后对我说，“我相信你一定能成为学者，取得教授职位”。第二，在马里兰大学，尽管我主修的是美国外交史，但我以近现代东亚史为副修，我跟高峥教授修了很多中国史方面的课程；跟梅耶 (Marlene Mayo) 教授修了不少日本史方面的课程，为我后来在美国教授东亚史奠定了较好的基础。第三，我选择的博士论文题目，有较大的学术意义。我将博士论文第五、六章关于中美关系缓和过程中就《上海公报》谈判过程确定为一个研究题目，单独形成一篇学术论文，被American Review of China Studies （《中国研究学刊》）接受，于2002年春季正式发表。 这是我来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第一篇英文学术论文。此外，我将中美关系缓和过程中中美双方就台湾问题的谈判这一问题，也写成单篇论文，先被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冷战研究中心 (Center for Cold War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Barbara) 2003年春天举办的冷战国际史研究生论文研讨会接受，在大会上宣读。随后，这篇论文被收入由李小兵教授主编的英文论文集《21世纪台湾》，于2003年9月正式出版， 这为我顺利找到工作加分很多。
本文原载于《在美国发现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感谢作者授权本公众号发布，发布时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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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朗读者：黄琲
责任编辑：刘星 排版编辑：刘星